陆培恩于1999年11月26日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交《再审申请书》，摘要如下：
    被告炮制的伪劣"南极实寄封"上的南极长城站邮戳与真正的南极长城站邮戳有诸多不同（见附图、附表），因此可以断定，被告在取不到被封存的真邮戳的情况下，居然另行刻制伪戳，大量炮制伪品，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原审法院对本案判决的唯一依据，是由参与炮制伪劣"南极实寄封"的邮政总局提供的一份伪证。但由于原告和被告均要求将邮政总局追加为当事人，而且，其证词明显违背事实，故不应采信。
    本人要求：
    1、由公安机关对南极封上的南极邮戳作出真伪鉴定，再行判决；
    2、按照〈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公开审理本案；
    3、将参与炮制伪劣"南极实寄封"的邮政总局追加为当事人；
    4、除要求被告退还货款70元、赔偿70元外，另要求被告赔偿1元，理由是：被告大量炮制伪劣"南极实寄封"，影响了本人拥有的其他真正的南极实寄封的收藏价值；并要求被告在有关报刊、杂志上公开认错。 

足以推翻原判决的新证据

    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伪劣"南极实寄封"上的南极长城站1号邮戳与真正的南极长城站1号邮戳有诸多明显差别。据报道，南极邮戳在南极考察队回国后即被封存。由此可以推断，中国集邮总公司为了伪造"南极实寄封"，在取不到被封存的真戳的情况下，竟然刻制伪戳，并大量加盖，高价出售，牟取暴利。

     陆培恩于1999年6月21日书面请求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摘要如下：
    原审法院对本案判决的重要依据，是由参与炮制伪劣"南极实寄封"的邮政总局提供的一份伪证。该"证明材料"竟将邮政总局与南极考察委员会签订的违法合同说成是由两家"商定"的"邮政业务特殊处理规定"，把违法炮制伪劣"南极实寄封"以牟取暴利的行为说成是"经国家邮政主管部门邮电部邮政总局批准，严格按照邮政业务处理规则进行"的。难道中国的邮政规定要由南极考察委来"商定"？难道合同就是规定？难道包含非法内容的合同经邮政总局"批准"即为合法？难道邮政总局有权违反其上级主管部门---邮电部的明文规定？如果允许邮政总局为牟取暴利而违反上级规定大量炮制伪劣邮品，那么国家医药管理局就可以"合法"地大量制造假药，公安部门就可以"合法"地强奸妇女、谋财害命……！

    陆培恩于2000年3月28日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提交〈抗诉请求书〉，摘要如下：
    法院不应将当事人乃至犯罪嫌疑人的"证明"作为判决的唯一依据。本案涉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总值150万元，根据刑法第140条及150条之规定，邮政总局负责人可能被判七年以上徒刑。怎么能以他的"证明"作为判决的唯一依据呢？
    邮政总局不得违反邮电部的规定。我国邮政的最高管理部门并不是邮政总局，而是邮电部。邮政总局为牟取暴利刻制伪劣南极邮戳，并倒拨日期、异地加盖，恰恰违反其上级部门---邮电部制订的〈邮电日戳印模规格与使用管理规定〉。
    两种不同邮戳之真伪、邮政总局"证明"属实与否，均应请公安部门作鉴定。因为法律规定，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