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充实各级政府领导岗位

    民营经济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地位甚至被写进了宪法就是明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摸着石头过河，从幼稚到成熟，从盲目到理性，从独断专行到集体智慧，从家族经营到现代化管理，创造了无可比拟的辉煌，也涌现了大量的杰出人物。让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充实各级政府领导岗位，特别是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岗位，是形势的需要，历史的必然。

    1、 历史的教训：让"石光荣"式的人物领导经济建设，只可能失败，不可能成功

    《激情燃烧的岁月》这部电视剧，让更多的人知道了"石光荣"的名字。评论文章普遍认为，"石光荣"作为艺术形象，仅属于这一个，但他是源于生活的典型，代表了一大批共产党的老军人、老干部。"石光荣"这个农民出身的军人，虽然早年离开乡村，参加部队，转战南北，屡立战功，终于成为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但在他身上却始终有着农民的深刻烙印，有着历史所特有的局限性。作为丈夫，他没有丝毫浪漫的情趣；作为父亲，他没有一点平易近人的作风。他在家中的霸道，不仅表现在把妻子种在院子里的花拔掉种上老倭瓜，还表现在极其蛮横地剥夺了儿子考大学的权利，使其命运和生活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石光荣"没有文化修养，也不尊重科学技术，更不可能懂得经营管理。如果让这样的人领导四化建设，只可能失败，不可能成功。

    令人遗憾的是，解放初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大批"石光荣"式的共产党干部从部队转到地方，担任各级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这是不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数十年间经济建设未能获得预期结果的最主要原因，值得探讨。

    2、 从事复杂脑力劳动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是社会精英

    如今，上海每两家企业中就有一家是私营企业；深圳市民营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国有企业；浙江民营企业总数甚至高达全部企业总数的98％；全国的民营企业产值占全国全部企业总产值的57％，就业比重占全国就业人数的66％。中国内地私营企业近年发展迅速，广大民营企业家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也许有人会认为，民营企业家属于剥削阶级，不适合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各级领导。但我们应当摒弃旧观念的约束，给予民营企业家实事求是的定位和评价。首先必须承认，经营管理是一种脑力劳动。不言而喻，民营企业家当然是劳动者。经营管理需要丰富的知识，复杂的技巧，因而是复杂脑力劳动。正是企业家的脑力劳动，和雇员的劳动，一起创造了企业的利润和财富。这个观点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提出。管理和决策需要知识，需要经验，需要魄力，甚至需要艺术，而企业家艰巨的、创造性的、艺术性的劳动，对企业发展起着关键性的、决定性的作用。与普通员工相比，企业家应当为企业乃至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无疑是社会的精英。企业家和雇员应该是鱼水交融、唇齿相依的关系。

    3、 入世后的中国，更需要理念跟国际接轨的领军人物

    中国加入WTO，实施西部大开发，国有经济实行战略性改组，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这些都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入世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机遇。"入世"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国际市场。人们期待融资渠道更加丰富便捷，市场准入等许多难题进一步得到解决，中国的企业会拥有更好的发展环境,在国际国内的公平竞争中求得生存与发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表明中国进入了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不可逆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心不可逆转。政府的职能将进一步转变，法律法规将更加透明，并同国际接轨。与此同时，对各级政府领导人的素质必然也有更新更高的要求。

    我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是白手起家，经过多年磨练，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竞争的经验，具有充分使用各种国内外资源的能力。有的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如北京中西公司董事长周晋峰（中美联合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后）甚至被邀请走上国际讲坛，向欧洲经理介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状况和前景、发展战略、经营思想，等等。他们不但跟"石光荣"式的老干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比没有市场经济实战经验的人也更胜一筹。让优秀的民营企业家担任各级政府领导，特别是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显然有利于中国企业积极进入对外开放新领域，抢占市场制高点。中国内地"首富"、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认为，新世纪中国的民营企业应摆正生产经营与资本经营、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与防止产业过剩、企业与企业文化四个方面的关系。这只是他站在企业的角度提出的真知灼见。如果让这样的能人站到政府的位置，其能发挥的作用将不可估量！

    4、 民营企业家具有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经验和能力

    想当年，走"共同富裕"之路的华西村只是中国极个别的特殊例子。如今，众多优秀明智的民营企业家，如上海航星电器董事长何志明先生（中共党员，硕士），已经将"共同富裕"当作终生奋斗的崇高目标，并赋予"共同富裕"丰富的内涵： 

    随着企业兴旺发达，让本企业内部职工的收入也不断提高，使全体职工共同富裕起来；

    企业搞支援西部开发的项目，为缩小东西部差距而努力奋斗，让东西部的人民共同富裕；

    帮助社会上的下岗职工解决再就业问题，让他们摆脱贫困，逐步走上致富之路；

    参与慈善事业，帮助弱势群体摆脱困境，共同富裕；

    向客户提供良好的产品和售后服务，同客户共同富裕；

    与合作伙伴乃至竞争对手争取双赢、多赢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大家共同富裕；

    支持教育事业，灌溉祖国的花朵，培育建设的栋梁，为下一代铺设共同富裕的大道；

    借助中国入世之机，把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走出家门，走向世界，开发国际市场，也就是走国际化的共同富裕道路。

    值得借鉴的成功典范和有益经验

    王光英，出生于1938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化学系。王光英在校成绩优秀，因而就有工厂请他以技术入股作为股东，而不需投资。于是，他成了王家诸多兄妹中唯一的以技术起家的资本家。1944年，王光英与友人合伙在天津创办近代化学厂。这是一家中小型工厂。1955年末，中国掀起了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王光英原来的私营企业变成公私合营企业，他也从原来的资本家变成了在公私合营企业的"半公家人"。

    十年动乱中，由于与刘少奇的亲属关系，王光英被捕入狱达八年之久，受尽磨难。拨乱反正之后，他曾经从政，担任过天津市副市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中华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在天津，他还担任过天津市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

    改革开放中，王光英被国家委以重任，担任中国光大（集团）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这是国内第一家驻港公司。王光英以他丰富的经验，领导光大公司用中外合资的方式搞了很多大型的建设项目。光大公司还在国内参股建了5家大楼和酒店。光大（集团）公司有成百家企业，王光英自己并没有钱，这些企业、工程、大楼，可以说都是"借劲使力"，白手起家的。

    1993年，75岁的王光英再一次离开经济领域，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大是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为了研究制定各项法律，加强中国的法制建设，王光英投入了极大精力。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把中国经济建设纳入法制化的道路，使国家经济得到长足稳定的发展。他用了很多时间视察各项法律的执行状况，足迹遍及全国。

    正如他所说的："我从商--从政--再从商--再从政已经有几个'轮回'，每个'轮回'都开拓了我的视野，增加了许许多多老朋友、新朋友，因而每经过一个'轮回'我的工作范围也比以前更扩大……"无论是从商还是从政，为了中华民族的强盛，王光英都做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

    董建华，1937年出生于上海。其父董浩云1949年在香港组建轮船公司，逐步发展成董氏航运集团；1973年又组成了"东方海外货柜航业集团"，成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1982年董浩云逝世后，董氏航运集团由其长子董建华继承掌管，在此期间，正值世界航运业衰退，至1985年，东方海外货柜航业集团的外债高达62亿美元，面临破产清盘厄运，5000多名员工也面临失业威胁。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董建华当时的信念是：千万不要放弃，要自强不息，对自己有信心。不能因为大气候不好而怨天尤人。他对自己定下了奋斗的目标，抱着诚恳和笃实的态度，百折不挠、坚定不移地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同时他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孤军作战、要与朋友和同事团结一起，共同去克服困难，实现奋斗目标。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很多朋友也都认同他的目标，纷纷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董建华逆境自强，充分施展经商才华，一方面积极招揽货运业务，争取收入；一方面主动与供应商商量延期付款、与银行商讨债务处理等问题，沉着应战，处变不惊，迎着困难扎扎实实地一步一步走去。最后，经过一年半时间的努力，终于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将陷入困境的事业挽救过来，使东方航运重新成为世界货柜运输业的强者。

    1996年12月，董建华当选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于1997年7月1日就职，上任以来，香港因受到前所未有的亚洲金融风暴和国际炒股的冲击，经济萎缩，失业增多，股市下跌；他自己也遇到了人生道路上最大的挑战。但是他仍然满怀信心，逆境求存，自强不息。从1998年2月起，特区政府就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刺激经济复苏，同时，在中央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促使股市回升。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曾经谈到：有四个因素对现时香港非常重要，第一是利息要回落；第二是楼价要稳定；第三是外围因素（指东南亚）要稳定下来；第四是我们自己要有信心。到1998年下半年，利息回落了，楼价稳定下来了，外围因素也稍为好了一些。他认为外围因素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但要非常小心去观察它；而信心则是主观努力能够做到的，这就 需要在港人中倡导自强不息的精神。

    广大港人对董建华独特的个人经历和人生经验反映非常好。董建华倡导的自强不息精神，正在鼓舞港人继续昂首阔步，为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为把香港建设得更加美好而加倍努力。

    荣毅仁，1916年出生，祖籍江苏，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父亲荣德生清朝末年已是企业界名人，人称"棉纱大王"，且与兄弟合办面粉厂，在中国是一颗耀眼的明珠。抗战结束，荣毅仁接掌家族在无锡的面粉厂，又先后任上海合丰企业董事长，上海三新银行董事长。1949年，荣氏家族其他成员，和上海的许多资本家一样，纷纷离开中国，而荣毅仁决定留下来。 1957年，荣毅仁首次出任政府要职――上海副市长。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荣毅仁开始了新生。1979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荣毅仁创办"中信"，借中国改革开放春风，荣毅仁运用荣氏经营家法，呼风唤雨，得心应手，荣毅仁与国家获得了"双赢"，"中信"成为荣氏财富的引擎。1993年-1998年，荣毅仁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2000年荣毅仁及其家族被美国《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50富豪第1位，其个人及其家族财产为19亿美元。

    梁锦松，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香港政府中的第三号官员。1952年出生，家境清贫。父亲当过酒店的侍应生，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但所得不多，勉强可以维持家用。梁锦松以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考上香港最高学府--香港大学，大学毕业后在美国花旗银行香港分行工作，是这家世界最著名的银行聘用的第一批香港本地大学生。由于他特别勤奋和刻苦，再加上他才华出众，在工作两年后就被委派到菲律宾接受外汇买卖培训，成为香港第一代精于外汇买卖的高手。他胆大心细，判断准确，战无不胜，成了外汇买卖的常胜将军，为花旗银行赚得大笔的利润，从此平步青云，成为花旗银行的重点培养对象。1982年，梁锦松被派到美国，完成了哈佛大学管理人员发展课程。此后，梁锦松还先后被派往纽约、新加坡、马尼拉等地区担任银行管理要职，掌管的业务包括企业、地产及贸易融资、外汇及股票买卖、私人银行业务、项目贷款及基金管理等，对银行的各项业务了如指掌，使他成为金融界并不多见的全才和高手。1992年，梁锦松升任花旗银行香港区行长，无数华人为之骄傲。1996年，花旗银行邀请他前往纽约出任花旗银行总行副主席，但条件是要他移民美国。梁锦松没去，他不愿为俸禄而离开香港。他当时的年薪加公司分红已经超过了300万美元。梁锦松离开了花旗银行，转而到美国大通银行工作，担任大中华及菲律宾区董事经理，后又晋升为摩根大通银行亚太区主席。

    自去年5月2日出任香港财政司司长后，梁锦松按规定领取D9职级的年薪，约245万港币，只是他原来年薪的10％！对此梁锦松认为："一个人花的钱是有限的，我相信一句话，'赚的钱不是你的，花的钱才是你的'。一个人花的钱不会很多，所以钱从来不是我的考虑因素。"梁锦松管钱理财，但不贪财。梁锦松是一个传奇人物，从他放弃2500万港币外资银行的年薪，接任年薪仅为240万港币的香港财政司司长一事足可以看出他的爱国爱港之情。梁锦松的政绩得到了香港总商会、中华总商会、美国总商会和英国商会和香港市民的肯定。